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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敦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不同。雨，只有雨。你知不知道，伦敦有好多、好多的雨啊，好像几辈子都下不完洒不尽。那时我们初来乍到，刚下站台，伞塞在行李箱漆黑的铁扣里，只穿着披风。雨点打在脸上，麻麻痒痒的，渐渐又有些后知后觉的痛。我们那时好年轻，好勇敢，一点都不怕两手空空。我问成步堂大人：“伦敦好富有，伦敦会不会下黄金雨？”我英语不好，保留了母语的习惯，说起“golden rain”来发音很日式，局促地眨眨眼，旁人听起来应该是很可笑的。他没笑我，去接船员递下来的行李。
我至今还记得，成步堂大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这就是伦敦啊，和别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同。”真奇怪！这么多新式的……新式的法庭、新式的案件、新式的朋友……后来我回到日本半年，有一个词叫“旧事如新”，形容看什么事物都如同初见般新鲜。我只走了一年，却好像忘记了全部的、所有的十五年。十五年于我而言变成了一座不可阅读的冷漠坟墓，注视着周围种种荒草。闲暇时我写下这些琐屑之词，于是渐渐理解。
我喜欢过一真大人，如今也不是什么新鲜秘密了。一真大人是父亲的弟子，长我几岁，待我又很亲热。我那时很烦人，给他送梨糕，煮绿茶，端着厚底托盘，长得实在太矮，甚至看不见路。草草学了几式手工，就自告奋勇地去补他的护腕。缝得实在难看，哭哭啼啼去找奶奶，补了个小兔子的图纹。兔子尾巴短短的，眼睛红红的，一真大人每挥下一刀，胳膊上的兔子又变得胖胖的。我忍不住偷偷看他——父亲瞥到我。我和他生分，蹦起来急匆匆地逃掉了，差点崴到脚。
后来他们一起射箭，叫我也学学看，两脚踏开，把箭搭在弓上，瞄准标靶。松开！那支箭凌空而出，我们看见它飞走了，像鸟儿一样打在枣树的枝杈里……那时候没人教女孩儿学箭的，我也不信树上的真是我那支。十五岁生辰他们两个人要把心意加起来合送我一件礼物。“耍赖！”我说。成步堂大人把背在身后的手坦诚地交出来，他的手里正握着那支白羽箭。我鼻头一酸，他们两个灰头土脸，估计摔得很惨，又有些想笑，问是不是刚取下来的。成步堂大人说：“才不是，我们准备了很久……”眼神飘到一真大人脸上，他一紧张总是这样。“不信问亚双义。”明显在扯谎。后来得知他俩吃牛锅吃得一分不剩。果然如此。我记仇，就悄悄写进日记里。
他们一年级时我开始煮两人的茶，那盘没人吃的、塔一样的梨糕可怜兮兮地被吃干抹净，一点渣也不剩。我注意到，然后笑：“成步堂大人喜欢吗？”他点头如捣蒜，腾不出嘴，没法回答我。
成步堂大人真像一只……小老鼠！
新年集会时我们玩花牌，谈初印象。我穿了男装，偷偷从学校无聊的庆典里跑掉。成步堂大人吃得满满当当，可怜巴巴地趴在桌上，直说肚子疼。一真大人也说：“小老鼠。”那几个字轻飘飘的，又沉甸甸的。短短的词语像一只船锚，从他口中抛出，沉重的锚链落下来，击穿冰层，紧紧地插在我的胸口。
我一时愣住，嘴边的肉掉在衣襟上。那块污渍无论如何也难以洗净，好像在心里留下一块干涸的、不会流血的伤口。于是我再也不穿了。
叶织说：“寿沙都，再穿一次男装，我们去街上吧！”我被她拽走。那天下了大雨，我俩落汤鸡一样湿漉漉地找地方躲藏。那是一座山中小寺，房屋之间，依靠中空的竹制走廊相连。人在上面行走，很快便打湿了脚踝。
案内问我们坐禅、抄经，要不要短暂告别生活的芜杂？我满嘴高野豆腐，伦敦一年净学了成步堂大人的陋习。听见叶织说：“好啊，寿沙都。”偏过头对我笑。房间紧张，我们互相帮对方擦干头发，换上新衣裳，便睡下了。
我们果然都睡不着。叶织悄悄说：“寿沙都——”
我用被子蒙着头，也说：“怎么啦——”非常轻地笑起来。
叶织说：“寿沙都，法庭上真——的好帅噢。”
我忍不住去拿枕头打她，钻进被子里挠她痒。她招架不住我的攻势，咯咯地笑：“寿沙都，寿沙都。”
后半夜我们闹得累了。我躺在寺庙干燥的床榻上，月亮被窗户捉住，那么苍白的、无力的月亮，朦朦胧胧，我疑心它只是一轮侥幸逃脱的泡沫。我想起一真大人，后来又是成步堂大人……我学了五六年法律，那时站在他们身边协助辩护，拿到无罪判决，追逐真相，帮助每一个委托人，真的好开心、好幸福。
叶织说：“寿沙都，你还喜欢他吗？”
我吓得惊叫：“啊！”又连忙捂住嘴。我的朋友诘问我，好像要给这座横跨十五年的坟墓盖棺定论，一切推翻重来，拆迁重建。是要“说些什么”的时候了，我很明显地感到，就是现在。那句话的气流依次经过小指，无名指，中指……好漫长：
“不喜欢了。”
没了后文，我听见池塘里的蛙叫，又有一些雨后的蝉鸣。山间的傍晚十分空寂，寒冷留在我身上，像片轻轻飘飘的枯叶。最后我听见她平稳的呼吸，已经睡熟了，只是梦话。
“真的不喜欢。”我自己说，不是梦话。
他们在五月相爱，牵手在六月，接吻在九月，又有许多全新的月份去做全新的事。现在想来，我对一真大人仰慕居多，后来又添入许多兄妹或朋友的感情，不能叫作喜欢。我六岁时随他祭拜母亲，沿着一条幽深狭窄的小径，我们一边走，一边挥手拨开拦路的荒草，就像森林里两只冲出黑夜的小鸟，挥舞着翅膀，飞啊飞，飞啊飞……
他突然停住了。我没反应过来，差点撞上。周围一团漆黑，我有些害怕，心里又有一股猫爪搔挠般的好奇，小心地探出半个脑袋——夜晚的尽头是一座矮矮的石塔。
我那时还不太懂死。只知道和母亲一般，人死了，在亲人口中，可能是出远门，可能是别的缘由。即便再怎样思念，也不能相会。我看到他眼里蓄着泪。一汪大海一样，天空一般的，美丽的泪水。他那么倔强地站着，那场审判后我知道更多事，也渐渐明白，他必须要这样在母亲坟前站着。他失去太多，背负种种，不能再任性，也不能再丢失别的了。
我想，他太苦了。小小的我第一次尝到苦的滋味，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，两只刨过花的手把脸抹得黑黑白白。他手忙脚乱，毫无办法。一真大人那时也只是个小孩啊。我们就像两只无依无靠的小老鼠，依偎在一起。明天就会被老鹰抓走，蒙受灭顶之灾，或者被蛇吃掉了。我哭个不停，越想越难过。
一真大人叫我不要哭。
他背我下山。我哭累了，眼睛酸疼，有些困了。快要睡着时，模模糊糊地看到他，用牙咬着自己的拳头，竭力制止声音。一定是我的错吧，我太不懂事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泣。中学入学测试上，考官询问我们未来的期望，十六岁的我闭上眼睛，暗自下定决心，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法务助手，将那晚的秘密永远包裹在这份决意中。后面他死了，我也再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
我由此记住了死的面貌。在我的国家，死亡长着一口巨大的獠牙，是个可怕的妖怪。在伦敦，大家信教，总向上帝祈祷。大教堂是一面晶莹剔透的彩绘玻璃，神明透过它，从宇宙的尽头窥探人间。金光闪烁的神圣穹顶下，我却感到困惑。那晚的种种如一座粗粝的塔碑，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。仿佛人死复生，认不得家乡，在我面前沉默着走来走去……
二年级时我偶然看到他们拥抱。他们抱起来像打架，每人都很用力，像是不规范的相扑决斗，总是欲盖弥彰的。好像他们原本是最锋利的矛和最坚硬的盾，被聪明的商人拆开售卖，凑不成一对。在这个半大不小的世界里，只要他们不曾相遇，就仍然无人可敌。可一旦彼此靠近，便失去了自己的优势。既不再锋利，也不再坚硬。以彼之矛攻彼之盾，何如？我喝着薄茶，心里轻手轻脚走进来一个念头：我觉得这是好事。
他们打完了。输的当然是成步堂大人。后来就屡见不鲜。他俩跑出门，约会、夜跑、练剑。有时叫我：“算成步堂的。”我也就去了。
“算亚双义的。”成步堂大人说。他喝不了酒，却是个贪吃鬼，脸红得像枝上烂透了的葡萄苹果，一杯就不省人事。喝完他就开始说梦话，黏黏糊糊的：“亚双义……”
“什么？”一真大人端着杯子笑。
这样的气氛下，我识趣地取下披肩：“呃，成步堂大人，一真大人，明天见！”他们在那间寿喜屋靠窗的座位上说了好多事……有一些我后来知道：一起去英国的偷渡计划，改变日本的司法。有一些我无从得知。但应该都是些好听的傻话，他们最会说这些了。
极密审判前休息室里，我们三个终于又凑齐。很像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我从学校围墙上跳下来，他们两个早在下面等我，等了太久，头上长草——一起去河边瞎走，放声大谈。我们什么都说，什么都做，是最得意最大胆也是最傻的年纪。这样想来，角色调换，好像我们只是在等待一真大人，和以前一模一样，我们只是在草垛里等他出来，一起并肩而行。
“你走之后，这一年我变得更勇敢了。”
他说得很认真，很通晓，很清晰：“我变得更勇敢了，我开始自己做许多事，以前害怕的也慢慢不怕了。”说完他似乎很不好意思。挠挠头，咧嘴笑了。
我听了有点开心又有些难过。一真大人很缓慢地摇了摇头，我这时才注意到，他额前的头发长长了，勉强盖住半只眼睛。我们真的分开好一段时间了。“成步堂……”他也笑了，“真的辛苦你了。”没再说“不要套近乎了”那些令人生气的话。当学生的时候，我总以为：世上任何事物，只要一心憧憬便会水到渠成。直到站在这里，身临其境，我才彻底明白：我们到底为此吃了多少苦头啊。我们三个全须全尾，算不上完好无缺，清白无辜地为很多人辛苦，为彼此辛苦，为自己辛苦。我预感到这漫长得令人窒息的雨季里有些东西或许真正结束了。
我们辩论。异议。这里有致命的矛盾。异议！异议！异议！嗓子喊痛了，手指也指酸了。留学前我们一起对着大海做发声练习，也是异议、异议、异议。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散在海里，经年累月，顺着洋流与季风飘到嘴边，咸咸的、甜甜的，仿佛历历在目。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愤怒，我们的悔恨，我们的悲伤，全都是属于我们的。
我们胜诉了。漫天都是彩金的亮纸片，在阳光下七彩斑斓。旁听席人头攒动，大家都站了起来，大力地鼓掌、说话，什么也听不清。我睁大眼睛，他们站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……我的哥哥们，或许我早该这么叫了。我大声去说，纸片和阳光都像雨，落进眼里，实在太痒。我又哭又笑，真的不像样子：
“黄金雨！是黄金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