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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1年12月24日，克里姆林宫。电视里，《天鹅湖》已经重播了四个钟头。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，暖气似乎也随着这个国家的命脉一同枯竭了。 伊万·布拉金斯基坐在桌后，背脊挺得很直。墙上，列宁像留下的矩形印记比周围稍白一些，那是七十四年岁月剥落后的底色。 窗外传来喇叭声和醉汉的欢呼，莫斯科正急于奔向明天，哪怕明天只有更贵的面包。
伊万转过身，背对着红场上的喧嚣。他看着那堵空荡荡的墙。“我明明给了他们一切。”他低声对自己说。
他想起1917年的冬天，彼得格勒的雪是烫人的。那时候他还叫俄罗斯，尚未成为苏联。他站在斯莫尔尼宫的长廊里，听着激昂的《国际歌》穿透墙壁。他承诺：工厂是工人的，土地是农民的，整个世界都将是红色的。他曾以为体温能熬过漫漫长冬，但他忘了，极致的灼热对旁观者而言，有时等同于窒息。
红场边缘，几个年轻人正传递着一瓶伏特加，模仿着已故领导人的手势哄笑。
伊万静静看着，他仿佛看见一片龟裂的田野。秸秆稀疏得像濒死者的头发，在干燥的风中颤抖。田野中央，冬妮娅弯着腰，她的手指在土块间摸索，寻找可能遗漏的麦穗，然后小心地放进腰间的布袋，尽管那布袋瘪得可怜。
伊万想走过去，但脚步被钉在原地。她的脸瘦得颧骨突出，蓝色眼睛大得不自然，然后她看见了他，摊开了手掌，掌心躺着三颗干瘪的麦粒。“伊万，这是什么？”
他想说:这是粮食，但知道她想问的不是这个。“这是代价，我们必须快速积累资本，建设重工业，建设国防。否则，纳粹的铁蹄会踏碎我们所有人，包括你，冬妮娅。”
冬妮娅低头看着麦粒。“所以，我的孩子饿死，是为了锻造保护他们的坦克？”
“是的。”伊万的回答没有犹豫，“这是痛苦的，但是必要的。旧世界不会自动让位给新世界，在这条道路上，有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。”
“你知道吗，伊万？饿死的人不会做噩梦。他们太虚弱了，连梦都做不动。但你会做噩梦吗？当你站在红场上接受欢呼，而我的人民在啃食树皮的时候，你会做噩梦吗？”
伊万沉默了很久。“不会，因为我必须保持清醒。噩梦是奢侈的。为了让所有斯拉夫兄弟，不，是让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能昂首挺胸的家园。我宁愿你恨我，也要让你活下来。”
她转身，重新弯下腰，继续在龟裂的土地上摸索。身影渐渐模糊。他对着空荡荡的田野说，“在卫国战争之后。基辅被授予‘英雄城市’。我以为那可以抵消。”
田野消失了，伊万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克里姆林宫的窗边。他走回办公桌，打开最底层的抽屉。这是一枚破损的徽章。1919年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。库恩·贝洛派人送来的样品，希望莫斯科批准作为新国家的国徽。三个月后，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垮台。徽章被退回，作为某种失败的象征。
伊万留下了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时的他相信革命会像野火一样蔓延整个欧洲，他给布达佩斯发电报，“坚持下去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你们站在一起！”但罗马尼亚军队推进得太快，波兰军队在东线牵制，协约国的封锁越来越紧。而他自己呢？他正忙于应付国内的白军叛乱，匈牙利的求援电报一封比一封绝望，而他只能回复:“保持革命信念，历史在你们这边。”他分身乏术。后来他听说，罗马尼亚骑兵冲进布达佩斯那天，伊丽莎白烧掉了所有党的文件，换上一件普通的灰色外套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伊万将徽章放回抽屉。它很轻，却带着某种重力。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照片。是有关切尔诺贝利的，在1986年4月。那时他在普里皮亚季城外的一片空地上，对着镜头讲话。照片里的他穿着军大衣，没有戴防毒面具。当时他的顾问强烈反对:“辐射水平仍然危险！”但伊万坚持，“如果我不站在这里，人民怎么会相信局势可控？”
“事故是严重的，但已经得到控制。”他说这些话时，眼睛余光瞥见了另一个身影。
娜塔莉亚站在人群边缘，穿着过于宽大的防护服，面罩的玻璃反射着灰白的天空。“哥哥，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对吗？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把危险的东西放在离我最近的地方。你总是说，‘我们是一体的，风险共担’。但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我们真的一体，为什么风险总是落在我这一边？”
“娜塔莎，这种想法很危险，进步需要代价！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一个新世界！在这个过程中，总会有意外。”
“是的。就像1957年克什特姆的‘意外’、197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‘意外’，每次‘意外’都发生在你的边境附近，每次清理‘意外’的都是我的人。”
后来，他看着她那张在制裁和贫困中日渐枯萎的脸，才明白：他所谓的“共担”，其实是让她做他的盾牌。
抽屉里，还有份关于1968年的密件，伊万记得决定出兵的那个夜晚。“杜布切克是个叛徒，他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。如果不干预，病毒会传染到其他国家，我们决不能冒这个险。”然后他点头了，“行动吧。”
后来，在坦克开进布拉格的那个凌晨，他拿起专线电话，“佩特拉，我知道你恨我。你认为我扼杀了春天。但我希望你理解，这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利益。”
“我理解，伊万同志。我完全理解你的逻辑。”她用了“逻辑”这个词，而不是“苦衷”或“不得已”。那之后，每次在社会主义阵营会议上见面，伊万都能感觉到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死了。
伊万将照片放回抽屉。他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。他想起八十年代中期，油价暴跌，他的外汇收入锐减。但他没有，也不能立即提高对盟国的能源价格。因为那会导致他们经济崩溃、社会动荡、政权不稳，所以他继续补贴，用自己不断减少的储备金。
“如果没有我，你们如何在冷战寒风中存活？为什么我的付出，变成了你们的负担？我的村庄在荒芜，年轻人在酗酒，我的灵魂，在这一切付出中，得到了什么？除了这栋越来越冷、所有人都想逃离的房子？”
窗外，天色开始变亮，云层边缘被染上微弱的橙红。
伊万走到窗前。红场上已经聚集了一些人，他看着那些模糊的人影，突然想起1945年5月9日时同样的红场，却是完全不同的人群。那时充斥着的是旗帜的海洋、鲜花的暴雨。士兵们将缴获的纳粹军旗扔在脚下，马蹄践踏过卐字旗。那一天，他相信付出的两千万的人命是值得的，因为它们换来了法西斯被摧毁，红旗在柏林国会大厦升起的时刻。但世界没有变得公正。冷战接替了热战，铁幕落下，军备竞赛开始。
他的思绪飘向大洋彼岸。阿尔弗雷德·F·琼斯。那个金发、蓝眼、永远带着过度自信笑容的家伙。伊万不得不承认，阿尔弗雷德赢了。他看着红场上的年轻人，他们穿着不再属于这栋房子的蓝布裤子，嘴里嚼着陌生的糖果。他意识到，自己讲了一个太沉重的故事。第一代人牺牲了，为了第二代人。第二代人牺牲了，为了第三代人。现在第三代人正站在红场上，等待降下红旗。他们不想要牺牲了，他们想要牛仔裤、想要摇滚乐、想要去西方旅行。
伊万闭上眼睛。“或者，”他对自己说，“我的故事没有错，只是讲得太差。我把一个关于解放的故事，讲成了关于服从的故事。”
然后他想到了王耀。伊万记得六十年代，中苏论战最激烈的时候。王耀宣称苏联已经“变修”，成了“社会帝国主义”。再后来，七十年代末，他开始说“市场经济是手段，社会主义是目的”这种在伊万听来完全是异端的话。但最让伊万困惑的是，王耀成功了。
为什么？伊万站在即将空无一物的办公室里，试图理解这个谜题。“耀，你知道了什么我不知道的？你可以说‘那十年是个错误’，然后继续前进，因为‘中国’依然在那里。但苏联呢？房子塌了，苏联就死了。”
“我即是房子。”伊万对着列宁像留下的空白印记喃喃自语。 他对自己最狠。为了让这座堡垒坚不可摧，他抽干了自己的怜悯，切除了自己的怀疑，他以为他是在爱他们。 可事实是：他以“保护”之名实施控制，以“团结”之名要求服从。
这时门开了。一个年轻的官员站在门口，穿着新俄罗斯的西装，“布拉金斯基先生，仪式将在三十分钟后开始。如果您愿意，可以到观礼台……”
“我不去观礼台。”伊万打断他，“我就在这里。”
“可是降旗仪式是历史性的……”
“我在这里看。”
年轻官员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点头。“是。那么，等仪式结束后，会有人来协助您搬离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门轻轻关上。伊万独自留在房间里。他走到窗前。下方，红场上的人群已经聚集到数千人。电视转播车就位，记者们对着镜头说话。
伊万解开围巾，那条他几乎从不离身的白色围巾。他把它拿在手里，这是最后一件纯粹属于“伊万”而非“苏联”的物品，他抚摸着围巾，想起它的来历。那是冬妮娅姐姐送的，那时的他还是个被金帐汗支配的小国意识体。之后，他永远被大国应有的责任所包裹。
钟声响起。十点整。红场上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抬头，看着塔楼上的旗杆。伊万也看着。苏联国旗在晨风中飘扬。它在那里飘扬了七十四年，现在，旗帜一点一点降落，露出后面灰白色的天空。
伊万眼睛一眨不眨。他看见锤子镰刀消失在塔楼护栏后，看见红色布料被折叠后士兵标准的敬礼动作。他仍然站在窗前，看着下方散开的人群。他们有自己的生活，与这面旗帜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生活。而他要继续存在。
门再次被打开了。两个穿着便服但气质明显是军人的男人走进来，后面跟着那个年轻官员。
“布拉金斯基先生，”年轻官员说，“车辆准备好了。您可以离开了。”
伊万最后看了一眼房间。空荡，寒冷，即将被重新粉刷。一段历史被清空，准备写入另一段历史。他走出克里姆林宫，走向停在路边的黑色轿车。
“去哪里，先生？”司机问，用着新的称呼。
伊万沉默了几秒钟，“随便开。”他说。
车启动了，驶入莫斯科的车流。街道两旁，商店的橱窗里已经摆出圣诞装饰，可口可乐的广告牌闪闪发光，年轻人戴着西方的棒球帽。
一个新的时代，以他不熟悉的方式开始了。